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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二十多年，也在南京大学渡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想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份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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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十二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夫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受他的影响，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读了《红旗飘飘》、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牛氓》、 《三家巷》、 《林海雪原》等等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 《三国演义》、 《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一个同学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26+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十二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夫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受他的影响，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读了《红旗飘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三家巷》《林海雪原》等等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一个同学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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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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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然而我的生活却和“历史研究”无关，和任何“学术”无关。1970年我初中毕业，当时领导江苏的那位著名的军人司令员一声令下，南京市这一年毕业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急需人手的工矿企业，这样从16岁半起，我就成了一个工人。1971年后，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在南京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戴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可我知道，自己和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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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中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脱魅”，但给我的思想震动却不是太大，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我记得父亲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在我的单位传达批判 《571工程记要》时，有一个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毕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啊，竞然污蔑伟大领袖是B-52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主义”，真是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竞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工程记要》是大大失算了，作出这个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1973年后为“评法批儒”，居然毫无掩饰地鼓吹法家学说，在我细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商君书》、 《韩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已清楚认识到被包裹在革命词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
57+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中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脱魅”，但给我的思想震动却不是太大，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我记得父亲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在我的单位传达批判 《571工程记要》时，有一个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毕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啊，竞然污蔑伟大领袖是B-52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主义”，真是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竞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工程记要》是大大失算了，作出这个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1973年后为“评法批儒”，居然毫无掩饰地鼓吹法家学说，在我细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商君书》《韩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已清楚认识到被包裹在革命词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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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 到《学习与批判》、 《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那时内部已有许多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即所谓“灰皮书”，我对这些出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阐释“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灰皮书”的都是她借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是一本四十年代后期上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采购团成员，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读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员写的《斯大林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五十年代曾到过中国访问，受到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如何战胜“托匪暗害份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59+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那时内部已有许多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即所谓“灰皮书”，我对这些出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阐释“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灰皮书”的都是她借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是一本四十年代后期上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采购团成员，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读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员写的《斯大林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五十年代曾到过中国访问，受到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如何战胜“托匪暗害份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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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张显出张力，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选》，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毛选》我早就通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 《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与革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大街，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公平，以后就请病假。
61+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张显出张力，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选》，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毛选》我早就通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大街，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公平，以后就请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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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3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时，也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春桥那篇“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裔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苏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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